甘培忠教授:我的几个小故事|治学大家谈

甘培忠教授:我的几个小故事|治学大家谈

时间:2020-02-12 17:51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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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成长的路上多是泥泞坎坷, 就是匍匐也得前行

——我的几个小故事

严纯华校长于2020年2月4日下午给我发了一份微信《约稿函》,希望我能够就治学方面写一篇任意体裁的短文,在学校主页和微信客户端的“治学大家谈”栏目展示,供老师、同学品鉴。我欣然领命。我想以随笔形式在介绍我的学术生涯小故事的同时,谈谈我经历的学术和职业的人生囧况,边走边说,揭示一下“励志“的自我体验。

我于2019年7月受聘担任兰州大学法学院院长,之前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学习和任教合共40年。在来兰大工作之前,我和甘肃法学界有意无意保持了莫名其妙的距离,甘肃政法大学举办了一个陇籍法学家论坛,我一直以各种理由婉拒邀请未曾赴会,我也不认识兰大法学院的任何一位老师。在兰大,经过半年的集体生活,我和法学院的各位老师已经结成了手足般的情谊,兰大的党政领导和许多中层领导通过事先的考察和工作交集对我有了一点了解。但关心法学院发展的许许多多的老师、学生、校友,对我了解甚微。借助这个机会,我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丑媳妇不光要见公婆,还要向各路亲戚和村里的街坊邻居报个到,不是吗?

我是甘肃永登的土著居民,祖上一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1979年我从永登一中的教师岗位上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后留校工作至今。高考那年,用“拼了命”三个字概括是真实的。考试成绩名列甘肃文科第四(出了“三甲”),第一志愿中国语言文学未取,第二志愿法律中标,而当时并未真实地理解法律是何物。1985年,利用在职工作的便利,我考取了经济法专业的硕士生,1989年1月拿到文凭。记得当年在撰写硕士论文的时候,导师去了美加访学,我自己花了三个月写成了论文的手写初稿(那时没有电脑)。结果在导师回国后被完全否定,一百多页中一页纸的文字都不能用。那时真是晴天霹雳,天地均不应灵,点灯熬夜三个月啊!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被“治学严谨”洗礼了一把。没有任何捷径,面对导师“冰冷”的神情从头开始,没有任何转圜余地。导师明确提出的要求是找到企业承包经营体制中的法律问题开展研究,不能堆砌材料,不能汇成一锅杂碎汤。重写的第二稿又大体经历了三个月时光,我每写完一部分都交给导师审阅。在答辩完成后,我把论文拆成三部分分别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外法学》、《政法论坛》上发表了。那是1989年,我的学术之路正式起步(因为我在本科毕业后做了几年的学生工作),充满了鲜花和阳光,同时我的女儿也在那年出生。

1994年,经过不平凡的努力,我也获取了副教授的资格。之所以这样说是我的职称评定经历了体制上的趔趄,个中的缘由与我那些年花了一些时间去兼职从事律师业务有关,学术上投入精力不够,给学术委员们留下了不安心教学和学术的印象。的确如此,我当时把挣钱养家看得太重了,而且这种惯性在1994年后持续主导了我的生活常态好几年。学术在我的内心深处始终没有形成魔力引领,我一直追随着熬年头的人生模式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从1994年到1997年,我荒废了三年的岁月,除了按时给本科生、研究生授课外,只是完成了《企业与公司法学》教材的独立写作,1998年出第一版。到2002年我申请教授职称,七年间我每年发表论文只有一篇;更为重要的是我没有及早决定考取法学博士,而更年轻的一代没有博士学位就进不了高校担任教职,虽然有时心中感觉到某种压力,但因为恐惧北大博考中的英文几乎是“魔鬼”水平,有一搭无一搭就搁置了。2000年,我和我的硕导杨紫烜老师、师弟张守文老师三人去台湾交流,回来时在火车上杨老师突然问我“怎么不考博士,你以后在北大法学院如何混”?问题很刺心,张博士在一边也和颜悦色地循循善诱我。那时的我已经44岁了,居然被杨老师说动了,决心一试。回到北京,立即赶在关门之前报名了。“听说甘老师和我们一起报考博士了”,我的几个硕士很惊诧。虽然热补了一个学期的英语,但最后的考试结果是听力15分,笔试25分,专业是当年第一名。学校对教师的考博一直持鼓励态度,我的这种情况挨谁也没办法,如果是校外人员或者是学生,直接卷铺盖回家,哪儿凉快去哪儿待着算了。但是,俺是教师,没有功劳有苦劳,不看僧面看佛面。所以学校就灵活了一项政策:专业考试记录在册,可以先听博士生的课(主要是马列著作选读和英文),第二年即2001年再补考英文(我至今不清楚这样的政策从啥时开始,啥时结束)。这事还没完!第二年,整整准备了一年的英文,考试成绩极其滑稽:和00年倒了一个个。麻烦大了!诸多因素迫使北大研究生院得做出决定,像我这样的英文铁锈有好几个呢!教师,年龄较大,英文不及格,职称是教授或者副教授,连续两年过不去(55分)以后也就过不去了,对学校有贡献,已经同意人家上博士生课了而且马列课考试成绩合格。这样,在北京大学纪委书记参加的一个考试委员会接受了我和其他几位老师的博士生资格!不是有志者事竟成,也不是车到山前必有路,而是我有狗屎运!

2002年,为了争取到申报教授资格的成功,我一年发了九篇论文,其中六篇是法学核心期刊(有学者称这种论文是“职称论文”)。这一年下半年我如愿当上了北大法学院的教授,另外上半年还在香港凤凰卫视“圣凯诺世纪大讲堂”做了一把讲座,出了点小小的名,副教授的身份,破例了。按照惯例,02年我就应该担任博导,有教授资格,在形式上还要进行一个申报批准的过程。从03年开始,北大的政策是博导必须自己是博士。我的情况是一边当博士生,一边担任博导,不合常理。所以一直揠后到2006年才开始招收博士生。2005年我的博士毕业论文想申报国家优秀博士论文,但北大当年临时出台了反对的政策,不同意戴着教授头衔的博士生去和普通毕业生竞争国家优博,我只能申请北京大学的优秀博士论文奖。06年获得了这个奖。说起奖项,1999年末,我也被北京市法学会授予了一个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的称号,那年43岁,赶了趟末班车。2011年,被北大法学院领导集体决定上报学校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教师称号。独著教材《企业与公司法学》到今年在准备出第十版,我把续著的任务完全交给两位青年才俊了(浙大的周淳老师和中央财大的周游老师,两位曾在我名下读博);博士毕业论文花了1万元出版后完全销声匿迹了,出版社没有提出再版,我也没有了再版的心气,火车到站了,作为学术旅客的我该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奔向别的旅行点了。

在北大,学者有比较多而广的资源可以利用,因为专业的原因我与象牙塔之外的社会各界渐进式建立了种种联系。02年以来,我参加了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交替在10多家上市公司担任了独立董事,15年担任了最高法院的咨询委员,17年又担任了中国商业法研究会的会长。多了些头衔,少多了学术,有时候扪心自问,深深觉得自己对于学术的贡献实在是凤毛麟角;平心而论,只是北京大学特定历史时期一个基本合格的教书匠。

当然,无论怎么讲,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岗位上度过青壮年岁月至老,我也绝不是滥竽充数混日子之辈,打拼过,跌倒过,踟躇蹒跚过,有时甚至有内心发狠的体验以及博士论文写作期间半个月不下楼不刮胡子的疯人经历。这些也就是我在本文题目中所述的泥泞、坎坷中前行不止的话题注解。长期、反复备尝辛苦滋味,应该说是做学问人的同质生活模式,稀松平常,老生常谈。做学问是一个艰辛备足的活儿,中等智商加上万分的用功,才有可能撷取一两粒理论的果实,告慰自己和社会。此等情形也会自然延伸到其他的领域和事项中。不妨让我再讲一个小小的故事作为本文的收尾。

话说2016年5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位律师朋友的电话征求我是否同意到中国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独立董事,我欣然从命。很快,在主要股东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认可我的身份后,5月、6月开始参加了许多的会议,准董事提前干活了。6月,公司召开了股东大会选举了董事会,并且也做出了到香港上市的决议。公司的这些安排已经经过了总理的批复。按照银监会的规定,凡担任国有大型银行企业的董监高人员必须参加银监会亲自组织的考试,这个我们都清楚。只是一直在和银监会大型银行监管部门协调考试的时间,时间确定不下来,到7月中旬我们一家就去英国旅行了。7月14日,我在英国接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的电话征求于7月21日考试是否同意,我表态同意,同时告诉我有一本考试参考书需要学习。我以为反正总理都同意了公司到香港上市的方案,可能对我们的考试也就是走个过场,不过心里也是隐隐有些压力。7月17日当天回到北京我立刻赶到金融街公司总部领到了多达700多页的参考书。时间太紧了,过去没有金融学的学习经历,跑回家赶紧开始啃书本吧,甚至没有时间和公司董事会办公室的领导讨教一下重点。书名为《银行高管知识题解》的书中主要是金融及监管的内容,浩繁不迭,如“有效市场假说”、“外汇敞口分析”、“期权性头寸限额”、“巴塞尔Ⅲ对银行资本提出的最新要求”、“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声誉风险、战略风险的关系”、“美元指数及其与黄金、石油价格的关系”、“会计资本、监管资本、经济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大型商业银行'腕骨'监管指标体系的主要内容”等等,这样我几乎是从零起步恶补这些金融学的知识,天昏地暗地苦战了七八十个小时,结果考砸了,直接挂科。大家很惊诧,北大教授考不过银监会的资格考试,邮银的领导压力也不小,独董的政审、专业资格考察好了,股东大会选举结束了,董事会也参加了,而且公司去香港发售股份的计划经总理批复了,现在独立董事考试不过,全乱套了。我的夫人很直接,眼见一位六十岁的老头如此折磨自己,明确提出“不干了”。我呢,一是感恩邮银公司对我的认可,赋予一次机会和责任;二是不服输的性格。一次考试失败就倒下了,将会是一生的羞愧;如果和范进中举一样补考能过,将会是学界的佳话和传奇。我选择后者。如此经各方协调安排了8月8日的补考。在17天的复习时间里,因为时值暑假,我每天投入十六七个小时学习,天热、心急,后背满是痱子,苦不堪言。过去说人过四十不学艺,现代社会六七十的人参加资格考试的多了去了。话虽这样说,但考试是闭卷类型,背诵没有了年龄的优势,费力十分所得其一。我用非常笨拙的方式作业,比如我总结的“全身有毒”,是指“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原则:即全面原则、审慎原则、有效原则、独立原则”,再把各个原则适当解释就可以完成一道简述题。由于我是作为法律背景的专业人士加入邮银公司的董事会,具体银行业的专业内容不应该作为考试重点,这是邮银公司董办的官员在补考前给我的讨论意见,的确第一次的考试内容带有这种倾向。第二次复习的范围适当压缩了,紧紧围绕金融风险的防控、公司治理、审慎经营管理、资本功能和资本充实等方面展开,我当时总结的其他一些口诀还有“差陈流子睡”、“归还节目分”等等,都是每一个大题细解要点的第一个字,拼在一起就成了杂果组合的糖葫芦串,生记硬背用来对付考试。第二次考试中好像对一个“挤出效应”或者是“钻石模型”的名词解释根本未答出,其他的各类题目均在俘获之列。在答题时间完成三分之二的时候,监考官员瞄了我的试卷三两分钟,就直接“违纪”向我讲没有问题,考试肯定通过之类的话。那一刻,就想大哭或者大喊大叫一下,发泄17天的压抑和艰辛。在邮银做了三年的独董之后,因为我接受了兰大领导的委任,已经正式辞职了,不做第二任。兰大这边的工作,是我面临的新挑战,唯有全身心的付出而不能尽其力,毕其功。

我在退休时清理自己的书存,很多都处理掉了,那本《商业银行知识题解》被我揉搓过二十天,数十遍,勾勾画画,折角贴记。正如清诗人姚鼐在《慧聚寺》中所述“白云苍狗尘寰感,也到空林释子家”,见物即忆事,它是那一年的我最有代表性的老照片,记录了当时的困惑、压力、彷徨和喜悦,一直保留在家中。

鲜花的背后是眼泪,成功的基础是艰苦。选择学术就是选择苦难,选择终极的挑战。前行的路上,平坦很少,多的是泥泞坎坷,非常的风景需我们付出非常的努力才得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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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甘培忠,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最高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咨询员,辽宁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中国商业法研究会会长,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

内容来源 |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教务处

编辑 | 马小玲

责任编辑 | 张田甜

主编 | 肖坤